社會企業與第三部門

12月 17, 2022

文/郭立昌

工作是神聖的權利，工作權屬於「人權」的層次。

我們於1986年創立以解決失業為使命目標的「社會企業」—簡稱SEL，並定義社會企業：「以公益的心經營營利事業，且以營利所得落實公益的事工。」立昌稱之為「營益模式的企業」(營益事業)，專用來創造新工作機會，經由工作而有收入，以解決結構性的失業問題，符合《憲法》第十五條(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障)。不同於慈善機構的是，社會企業必須透過工作獲取所得，從而生活得尊嚴且有價值。

社會企業的英文「Social Enterprise」(簡稱SE)，申請為公司而使用「Limited」(簡稱Ltd.)；所以，社會企業簡稱「社企」—英文為「SEL」。在威權時代，肯定不能直接在《出口卡》上寫「Social Enterprise Ltd.」(SEL)，所以發明了「Sanhornic」這個組合字—意思是「執行社會責任事工而投資以促成普遍性繁榮」。從人道主義實行「利他」的事工，期望提升優值意識，促進社會邁向健全。

「SANHORNIC」是個組合字以代表“social”(社會的)

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前資深教授李維特（Theodore Levitt, 1925-2006）說：「政府選擇性的做事（可以做或應該做的），但留下一個巨大的殘留物（an enormous residuum）—而被分成各種方式來進行，處理這殘滓現象者稱之為『第三部門』（a Third Sector）。」（Levitt, 1973:49）其所強調的重點乃是有別於政府（公）部門與營利事業（私部門）的第三種力量，而出現各種不同的名詞，像是「非政府組織」（NGO, Non-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）、「非營利組織」（NPO, Non-Profit Organization）等。在公部門能力衰減、私部門枉顧社會責任的情況下，「公民社會」亟需強化第三部門，發展「營利(for profit)+公益(not for profit but for social benefit)」的「社會企業」(SE, Social Enterprise)才有美好的未來。

立昌少年因故創業，在1966年巧遇中華民國經濟部長李國鼎先生的「加工出口區」政策，而能靠著從父親身上習得的「Deep-Drawing」(深拉筒，絞り)技術生產精密電子零件，在家遭巨變中擔負一家九口活下去的責任，更能因著與美國客戶的相輔相成，而創造台灣的「精密工業」，協助鄉親從真空管走進電晶體時代；26歲赴紐約開發新產品時，被稱為「天使投資人」(Angel)。

猶記美國的官在面試時問：「你來此的目的是什麼？」聽到答案是「創造工作」(creating jobs)，當場嚇到不知怎麼問下去。不過，怔了一會兒之後，回過神來再問：「你會做什麼？」我答道：「我是個技術高超的人，能把鋼鐵銅鋁轉變成自動化機器/模具/電子零件----」並指著他身邊的一台手提收錄音機說：「那台就是我的傑作之一。」那官不管正值「台美斷交/美中建交」的火熱時期，當場就給了我要的，讓我快速展開在美國的事工，完成標的任務；那時創設的KSI孵化器和黑石公司皆算是社企。所以，只要不受到「不當的轄制」，不管任何的環境都能夠工作，而且透過工作賺錢，除了養家活口之外，還可以貢獻社會—當年開發的「衛星接收器和有線電視」就帶動了1980年代的經濟發展。

惟自1985年起，目睹枉顧社會責任的企業造成社會的不安，血液中的某個基因觸發，使立昌長期投入社會事工的服務，期望在政府的公部門與商業的私部門之外，推動以「公共利益」為主的社會部門—稱之為「第三部門」。推廣期間，經歷台灣社會從戒嚴時期到解嚴，開放言論自由到民主社會，原本由政府所承攬的社會服務及福利工作—包括非政府組織（NGO）、非營利組織（NPO），逐漸形成民間主動的志願性服務團體；這些志願性的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，為落實社會公益的使命而盡心盡力地奉獻。

我們的社企SEL在1980年代末期，帶給不少人希望，做的雖然不是大生意，不但創造工作機會，還有錢借銀行，經由票券資助那些半大不小的企業渡過跳票的危機。

SEL借錢給銀行助企業渡過跳票危機

台灣也從封閉的社會，走進「開放社會」(Open Society)；從民眾對政府的歌頌德政，轉向至各種督促政府的言論四起。社會上的「不完美」一一被揭發，許多弱勢者也受到社會的目光普遍關注，更有進而伸出援手，自動自發地投身於這些社會事工—例如老人照護、失親兒童照顧、受害婦女照顧、青少年輔導、中輟生輔導，以及家暴、性侵、環保，還有「創造就業機會」議題的倡議等等。

整個社會在轉型的過程中，隨處可見激烈的「善惡之爭」；雖然，社會有不完美之處，但是仍然處處有溫暖，其中第三部門在開放社會中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，尤其是在政府失靈、及企業枉顧社會責任的問題逐一暴露之後，第三部門在社會貢獻的份量更為加重。爰此，我們於1999年5月24日，繼在APEC(亞太經合會)提案促成「電商法案」之後，赴台北市政府提案「就業育成計畫」，期望藉由TES(新科技經濟系統)創造新工作機會—具體成果為「傳智晶片卡普世應用」乃至於建立起全球「非現金」(Cashless)交易的新經濟模式。

丁玲虹在台北市政府提案

進而澳洲政府邀請我們到APEC提案，用以「解決中小企業的需要」(Addressing the Needs of SMEs)，平衡經濟發展，促進普遍性的繁榮。當內人丁玲虹(Linda Din)在講台上喊出「One eStore One Business One Job」(一店一工作一)，台下各經濟體的專家代表熱烈地鼓掌回應，新科技經濟系統「全球通路-TES」贏得21個經濟體之最佳實例，2003年APEC官方回應的數據為「這是協助2億4千萬人創業的最佳導引(Guidance)」。

註：TES中的「非現金」(Cashless)交易額在新冠疫情期間，達到三十多兆美元，並將逐年增加到全球GDP的一半，華爾街的朋友認為受益者約有「15億人」—因為即使各國封關，創業者仍能「在家賺世界錢」。

從此，「社會企業」的概念日益受到關注，第三部門已經不是只有狹義地在「不以營利為目的」之範疇裡，而是更廣義地拓展至新的場域，使得第三部門在政府的公部門與商業的私部門之外，變得更為重要，而且「三者」（公私與第三部門）的界限更為模糊。所以，「開放社會」與第三部門關係之研究實需深入探討，並將問題揭露，分析其問題發生的緣由，以及試著提出解決方案。唯身為在荒野開道路者，毫無參考前例，只能野人獻曝，把研究範圍限縮為以「解決台灣社會的結構性問題」為主，以其他地區為輔，僅就所能收集的資料與文獻，使用質性研究法加以整理、歸納、分析，並加上個人的長期參與觀察、訪談相關人士的筆記，審慎地處理每一個環節，提出有關的見解，拋磚引玉以作為爾後研究者之參考。

每年亞太經合會開會之前，立昌都會受到徵詢，提供看法；這幾年來有一個共同點，就是「反貪腐」(Anti-Corruption)。因為貪腐會造成社企的「善」淪為徒勞無功(to be in vain)，而貪腐集團往往就是卡爾巴柏(Karl Popper)所稱的「開放社會的敵人」—他們擅長透過話術蠱惑群眾，如同希特勒成為德國的年輕貴族，搞至生靈塗炭。是故，「反貪腐」必有利於社企的正常運作，發揮應有的功能。

註：幸好祕魯的朋友建立《利馬反貪宣言》，聯合國反貪公約(UNCAC)終於在2018年找到非會員的海島當局，造成貪腐爪牙不得不收殮一些，而使得我們的社企能在2022年取得些許的進展。

管理學大師彼得‧杜拉克（Peter F. Drucker, 1909-2005）說：「政府推行社會工作的力量其實非常有限。」（Drucker, 1990）台灣社會已經從1965-2000年間那種充滿希望，轉而向下沉淪，「畢業即失業的恐懼」籠罩著年輕人的心理；與立昌於1965年小學未畢業即迫不及待地想衝出校門，前往高雄尋找加工出口區，和美國人做生生意的希望相比，不啻天壤之別。造成這種惡果的原因，在於政府運作的失靈，例如2003年APEC時，立昌和玲虹以「非政府人士」(Non-Governmental Person)身份為台灣爭取到國際重大會議的「最佳實例」（The Best practice），海島的某官居然對立昌說：「唉，政府無能為力！」完全符合杜拉克大師所言。解決之道，就在「民間主動服務他人」（People through voluntary service to others）—也就是強化第三部門，才能為下一代開出路，台灣才有未來。

李維特教授指出：「倡議型的第三部門，一般發源於社會運動，也就是從事社會運動的專業化團體。」檢閱文獻，得知像第三部門的「倡議組織」經常扮演重要角色，促進健康的社會與政治批評過程的制度化；每當政府、企業、媒體、大學、教會未能滿足社會或道德的挑戰，倡議組織即充當領導的角色—這類組織已經成為「國家集體良心」的一部分。（O’Neill, 1989）因此，立昌長年致力於「倡議型第三部門」的研究，並且身體力行，廣事傳播其益處，期望在政府失靈的年代裡，貢獻棉薄之力，也盼望喚醒有志之士共襄盛舉，俾替代公部門與私部門不足之處，而且和平地從事社會改革，為下一代開出路。

然而，台灣關於第三部門的研究仍侷限於「服務型組織」和「封閉式的研究」，與世界的潮流無法接軌，特別是我們強力倡議發展的「社會企業」，學者專家對此一領域的所知仍然有限。立昌曾經拜訪過知名學者，其謂：「社會科學是社會科學，企業是企業----」不但無法跳脫窠臼似的思維，而且一副傲慢的書生態度表露無遺。值此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，廣義的第三部門之組織運作特點與實務發展，亟需海島當局和第三部門研究者加以重視。

在任何的組織中，決定團體成敗命運的最重要因素，就是引領這個組織的「領導者之素質與能力」。可惜，台灣自兩千年政黨輪替以來，充滿了金權掛勾的情景，所以立昌在出席各項會議時，總是高聲疾呼「反貪腐」，期望這個社會能因貪腐力量被規範而無從施展，讓公平正義得以伸張，社會才能朝著正向發展。2006年APEC領袖會議時，各經濟體講師聚集的「蘇菲特爾」(Sofitel)酒店，大家對「反貪腐」產生強烈的共識；進而在2008年APEC領袖會議，產生上述的《利馬反貪宣言》，這股風潮將持續延燒。

註：APEC(亞太經合會)是台灣參加且唯一能著力的國際經濟組織，是個「鬆散型」的組織—沒有法律強制力。1989年澳洲總理霍克(Bob Hawke)發起設立時，第一個想到邀請的就是台灣，所以各會員不以「國」互稱，而以「經濟體」(Economy Body)互稱。2016年秘魯第二次主辦APEC時，重申《利馬反貪宣言》的重要性，與具有法律強制力的聯合國全球盟約連結，終於在2018年找上了海島當局繳交「反貪進度報告」；海島貪腐集團利用亞太經合會這個組織壯大自己，終於有了顧忌。「反貪腐」乃是台灣「倡議型第三部門」這16年來最重要的事工—因為貪腐不除，世界孤兒的台灣將面臨不可知的風險。

綜觀歷史記載各類型的成功領導人，都有其共同的特點，即這些領導者之行事風格，都具有常人所不能及的遠大志氣，立定明確的國家總目標，具有激勵自己奮發向上，引導國家或組織同步前進，「團結老百姓創造新局」的遠大願景。蔣經國先生於1972年出任行政院長時，提出的「統合平衡」經濟思想，讓台灣遇難成祥；而李登輝先生則認為「信仰」是最高領導人的必要條件，與治國有密切的關係，才在創造第三波民主化的典範時，也讓台灣有個輝煌的1990年代—我們則能以「非政府人士」、「社會企業家」的身份，在國際交流平台為台灣開出路。台灣目前需要有信仰和卓越領導能力的領導者，帶領台灣回歸普遍繁榮的社會；但是，似乎反其道而行，開放社會的敵人蠢蠢欲動。因此，有志之士可努力的空間仍非常廣大，道途顯然還非常遙遠，為達成使命的目標仍需要投入更多的心力。

李登輝總統認為「信仰」是最高領導人的必要條件

立昌親身經歷台灣社會一甲子的經濟發展，與「倡議型第三部門」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。台灣社會經歷數百年的殖民文化，前後經歷歐洲西班牙、荷蘭的文化，鄭成功父子帶來中國閩南與明朝部份的文化，康熙大帝滅鄭之後把清朝的文化帶進台灣；之後，因李鴻章在甲午戰後割讓台灣予日本。

日本統治台灣50年期間，為「保護其國內的環境」，把許多產業和工業移來台灣，奠定台灣在1945年二戰結束後的經濟發展基礎。可惜，接收台灣的國府軍隊並未符合台灣老百姓的預期，造成社會的不安；加上執政的國民黨失去大陸，轉進來台灣，由蔣介石從1949年在台灣掌權，其檢討失守大陸的主因在於「中共無孔不入的情治滲透系統」，而貫徹雷厲風行的「抓匪諜」政策，政府撕裂了民間更大的傷口，以至於造成失落的二十年。台灣社會陷入匱乏，許多的家庭深陷貧困驚恐的生活裡—立昌自幼即生活於其中，但民間的互助體系盛行，在互助合作之中，引頸企盼寒冬過去，終於盼到了春暖花開時。

其實台灣的第三部門發源甚早，起因於「彩鏈群島中央」的特殊地理位置，一些先民冒險渡海來台，與來自歐洲的船艦，甚至於與海盜交易，逐漸發展出「郊商」的組織—即由卓越人士領導成立的純民間互助會，幫助在台工作者送錢回鄉並報平安；純粹「以互助為目的」成立的企業—老祖母口中的「社會企業」，也把台灣的米糖鹽及山產賣至唐山，並帶回故鄉的訊息。台灣民間在無政府狀態的時代互助合作，發展出特殊的社會體系，被西洋人稱為「福爾摩沙」（Formosa）美麗之島其來有自。

1965年初，李國鼎先生出任中華民國經濟部長，排除異議推出一連串的「經濟建設計畫」；首先在高雄市前鎮區填海造地，興建高雄加工出口區，吸引外資，投資台灣，並在全台各地廣設保稅工廠，使未能進駐加工出口區的外資，得以順利地在台灣開啟事業的第二春、或遂行創業構想，促使台灣從1967年脫胎換骨，奠定了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。進而促使台灣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，從「進口替代」到「出口擴張」。1990年去拜訪李國鼎先生時，他說：「我只是做我該做的事而已。」可見優秀的官為所當為，就可奠定台灣五十年的發展基礎。

1972年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退出聯合過之翌年，蔣介石之子蔣經國出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長，旋即宣佈「十大建設」，把台灣社會帶向繁榮富庶之路；1987年7月15日，已經連任的蔣經國總統宣佈「解嚴」，台灣的社會運動開始蓬勃發展，公辦的第三部門也逐漸興起。詎料，蔣經國總統於1988年1月13日猝然辭世，在風雨飄搖中，接續任期的李登輝總統堅持政治改革的「蔣經國路線」，經過六次修憲，台灣人民真的在1996年用自己的選票選出心目中理想的國家領導人。

李登輝在主政的十二年間（1988-2000）台灣的國民所得從三千美元增至一萬二千美元，經濟上被世界稱為「台灣奇蹟」，在政治上被稱為「民主化的典範」；期間，台灣的第三部門—包括非營利組織、非政府組織等社會部門，欣欣向榮，台灣社會在「經濟與政治」的表現實已奠下長生久視的基礎。

1981-1985年，全球的經濟正在轉型之中，業界不敢生產舊產品，新產品還銜接不上；因此，許多外商開始準備外移，他們關廠外移的理由居然是：「台灣的人均所得已經高達『三千美元』，而且社會運動似乎越來越旺盛！」其後遺症就是「留下失業的人口」。

1986年初，有個不自量力的年輕家庭主婦—丁玲虹，某日抱著兒子擋在我面前說：「我要創業！」問她日子安逸幸福，創業做什麼？答案竟然是：「我要解決失業！」當場我的回應是：「別人失業干我屁事？」她居然搬出了一堆大道理，最後我只得協助她實現其「濟世思想」。當然，在那個戒嚴的時代，你不能直接設立「社會企業」，但企業的名稱縮寫仍然是「SEL」—SEL成立不久，即把電子零件銷至歐美日、土耳其和印度各大電子廠，提供了一百個工作機會；然而，丁玲虹卻發現還有成千上萬的人需要工作，而在禪修時靈光乍現，畫出了一張「TES示意圖」，說是可以創造大量的工作機會，解決日趨嚴重的「結構性」失業問題。

TES示意圖

註：TES在新冠疫情期間使得經濟仍能運作，而被稱為「零接觸經濟」模型；「結構改革」是2022年APEC領袖會議的重點議題。

TES是個龐雜的新科技經濟系統，1990年代開了一百多場的講座和說明會，甚至於中小企業巡迴服務，根本無人聽懂—連智財局的專家評審也「無知地」認為：「哪有不經接觸就能資訊轉換的科技？」所以我們做了「會賣東西的ATM」(簡稱VAM)向所謂的專家中的專家解說—例如科學園區管理局黃得瑞局長等等。也在APEC贏得「電商法案、微型企業、智財約章、ICT資通訊科技、最佳實例」等等。加上李登輝總統下令推動，台灣才趕得上這場21世紀的產業大戲—由社會企業家促成的戲碼。

丁玲虹向黃得瑞實機展演「會賣東西的ATM」

然而，台灣社會卻從公元兩千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，每況愈下，產業不斷地外移，造成失業率攀升，衍生家庭問題，造成社會困境日趨嚴重。面對可預見的更嚴重社會問題（例如失業），立昌致力於以「非政府組織」（NGO）和社會企業家的身份，善用APEC國際會議的舞台發聲，以國際的共識督促政府制訂有利國計民生的政策；同時運作社會企業自食其力，以落實長程的使命目標。否則，從經濟問題衍生出的各種問題，將會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。如若第三部門的倡議，能經由公私部門合作，共同來解決問題，我國未來的前景則無可限量。

● 點化人類為目的

彼得杜拉克(Peter Drucker)曾經說：「非營利機構是以『點化人類為目的』的事業。1535年在歐洲問世的兩大機構（北部的加爾文教會及南部的耶穌會），在1570年代成了具主宰地位的機構。加爾文（John Calvin,1509-1564）應用了學習理論中最重要的『回饋』原則，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力量。」

據考究，加爾文在瑞士日內瓦建立「社會公益事業」，幫助乞丐有工作做；啟發他們學習基本技能的動機，進而形成系統化的組織，堪稱是「社會企業」（Social Enterprise, SE）的先驅。概括言之，即以營利的手段創造盈利，用於達成社會公益使命目標，使需要者「有工作做」—有工作就有收入，其生存權和財產權就有保障。由於政府推行社會工作的力量有限，社會企業因而有其存在的必要。

雖說歷史演進促成人類的文明，而產生階級的區分以處理社會的複雜分工；但對比台灣人民在工業社會期間與現今的感受，實有天淵之別。是故，探討台灣社會一路走來的歷史軌跡，分析其成敗因由，嘗試從驗證社會發展的脈絡中整理出改善途徑。本文深度訪談的「倡議型非政府組織」，支應其發展的資金來自於社會企業，並非來自於其他公私部門，方能自主地推動長程議題。

● 重新檢視社企的定義

社企的定義眾說紛紜，但自21世紀起，更廣義的說法紛紛出現；金融海嘯之後，因全球景氣低迷，造成企業經營困難，致產生排擠效應，而使得「社會企業」角色定義產生變化。與一般營利事業不同的是，社會企業的出發點在「公益使命」，並非以「免稅」或「募款」當基準點，其營運所得之利潤，並非純然為了回饋企業主與投資人，而用於落實其公益使命目標。換言之，社企係以「企業型態」組織，資金來源並非依賴捐贈，而是倚靠自身的營運，在市場機制中自給自足，經由所提供的產品、服務、作業流程及雇用員工，創造社會公益，調動社會力量，達到解決特定社會問題為核心目標。

註：公益的領域包括，但不限於「貧窮、教育、環保、公共衛生、弱勢族群」；落實公益使命，就是在上述的領域濟弱扶貧、消弭不公義。先知阿摩司說：「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，使公義如江河滔滔。」(摩5:24) 公平和公義就是公益使命。

總之，亦即以「商業的手段」，達到「公益的目的」。社企的產品，也可能衍生出與其他企業同樣的「勞力、資本、土地」等問題，尤其是資通科技(ICT)產品具有高度雙重價值的特性，故在商品設計的首要考量仍應在公益，更應避免可能帶來的社會傷害。社會企業之目的在「解決社會問題」，而非純粹為了營利，亦非以追求利益為主要目標，所得必須有限制地作分配；並且導入利潤於相關或不相關的社會機構（如傳統的非營利組織）。換言之，社企本身就是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存在，幫助社會弱勢族群取得其基本所需。

如今，社會企業有了更廣泛的意含，在北美，重點在於「營利以及解決社會問題」；在英國，「如何使用利潤」是區別社會企業與其他組織的關鍵；在歐洲，則傾向於強調「社群共享」與「私人擁有」的區別。不管定義為何，社企之基本定義仍著重於「基金來源」；一般而言，其與傳統非營利組織之區別，在其收入應是來自於本身營運所得，若從公部門取得補助、或是從營利事業取得捐款，並不能稱為社會企業。這種自生財源以支持其公益事工的自主模式，值得第三部門學者進行深入探討，使第三部門的立足點從「公益使命」出發，而非狹隘地從「稅賦」的概念出發。

後記：2022年12月6日，在鳳凰城，美國總統拜登(Joe Biden)在台上很高興地喊：「3奈米！3奈米！」鏡頭掃過張忠謀先生的臉，卻沒有笑容；雖然感知嚴峻的未來，如若實說必遭口誅筆伐。台灣不能只靠著三十多年前的好官—例如李國鼎先生奠定之基礎，來面對未來的挑戰；而是需要民間有志之士的「社會企業」(社企)概念，大大地落實「創新產業」—足以使五百萬人無虞匱乏的未來產業，從而促成所有參與者皆同得利益。讓台灣能夠藉由「智慧產業」轉型進入「海洋型經濟」，航向天際，延伸國力。